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红色基因、红色传统、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红色基因是信仰的种子、精神的谱系，是我党在长期奋斗中淬炼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之总称。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每一片红色热土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巍巍吕梁，雄风浩荡；滔滔黄河，亘古不息。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的是吕梁人民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集聚的是滋养世世代代吕梁人民的精神财富。吕梁作为革命老区，拥有众多革命文物和丰厚红色资源，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宝贵的红色基因。吕梁大地上遗存的一处处红色遗址，就像一座座永远的丰碑，铭刻着吕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吕梁革命老区人民“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

—— 题 记

红色基因底蕴源远流长

山西一省，襟山带河。吕梁山，则山河并依，又构成一重别具意味的象征，山是大山，河是大河，中国现代历史之潮头一直都有吕梁山嵯峨宏大的身影。中国现代史因吕梁山而显得波澜壮阔，吕梁山因中国现代史而更加巍峨挺拔。一座山，一条河，就像小心翼翼地端详着吕梁山每一条沟壑之肌理，领略着黄河每一段大湾险滩，若将吕梁版图拉近，每一个地方都会浮现出一段被激情燃烧着的峥嵘岁月。

吕梁，因吕梁山脉由北向南纵贯全境而得名。吕梁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是革命圣地延安的东部屏障，也是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在这块红色沃土上，从建党早期的革命斗争，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曾经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吕梁有着密切关联。

红色资源遍布吕梁。从2010年吕梁革命遗址普查来看，吕梁共确定普查革命遗址455个，其中，革命遗址402个，其它遗址53个。经过甄别和筛选，最后确定遗址265个，其中，革命遗址230个，其它相关遗址35个。

红色资源种类多样。吕梁红色遗址有物质的、信息的和精神的。物质的有革命旧址、遗迹、文物等，信息的有文献、影像、歌曲、标语等，精神的有延安精神、东征精神、吕梁精神等。按遗址内容分类，有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129个，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28个，革命领导人故居37个，烈士墓13个，纪念设施23个；按遗址形成分类，有建党早期1个，大革命时期7个，土地革命时期48个，抗日战争时期11个，解放战争时期64个。2021年11月2日，山西省政府公布的全省第一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191处）中，吕梁多达37处，在全省占比19.4%，吕梁红色遗址的数量位居全省前茅。

红色基因底蕴源远。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吕梁大地涌现出了贺昌、张叔平等一大批名震四海的仁人志士；1923夏，吕梁境内建立了在省城太原以外山西第一个县级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汾阳支部；1925年秋，吕梁境内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汾阳特别支部；1931年5月，山西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晋西游击队，在交口县辛庄村成立；1936年3月，山西省第一个红色政权——中阳县苏维埃政府，在今柳林县三交镇诞生；吕梁作为红军东征的主战场，1936年4月，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血洒柳林三交镇。石楼蓬门大捷、中阳关上战斗、孝义兑九峪战役，为实现红军战略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吕梁山作为华北抗战的主战场之一，作为党中央在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首选地之一，八路军第120师、第115师奉命先后挺进吕梁山，开辟了晋西南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晋绥解放区)。八年抗战中，吕梁人民养兵10万、牺牲1万，前赴后继，倾力奉献。仅兴县时有9万人，供养了晋绥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及部队4万余人，参军青年民兵10647人，其中牺牲3800余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吕梁不仅是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也是保卫陕甘宁解放区和保卫党中央的坚实屏障，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则作为中央的总参部、总后勤部，在1947年春东渡黄河，驻临县双塔村一带，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军委的电台90％以上都集中在临县三交。后委作为承上启下之枢纽机关，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

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一处处烽烟似火、壮怀激烈的革命遗址，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有力见证，成为吕梁儿女永久骄傲和砥砺前行的动力源泉。一处处红色革命遗址，是一座座永远的丰碑，也是一笔宝贵的红色遗产，铭刻着吕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吕梁革命老区人民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里，流淌的是吕梁人民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培育的是滋养吕梁儿女的精神支柱。

红色基因精神元素丰富

行走大美吕梁，踏访红色圣地，遍布吕梁大地的许多红色遗址，既是禀赋吕梁的一种独特的文化遗存和重要的历史见证，也是一种不可再生与不可或缺的红色资源，更是吕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的一本生动鲜活的教科书。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山西第一任太原支部书记张叔平以“铁骨镇鬼蜮，热血染杭城”之革命精神，用热血谱写了共产党人的不朽壮歌；从吕梁走出的中共早期革命先驱贺昌以“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的革命精神，彰显了“大丈夫不做岳飞死，也当作班超名震天下”之英雄气概；血洒吕梁的民族英雄刘志丹以“拼将热血洗乾坤”之革命情怀，展现了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之崇高气节；巾帼英雄刘胡兰以“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之大义凛然精神，树立了一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之历史丰碑；巾帼女英雄——杜凤英和李秀珍面对生死，大义凛然，用热血和生命展开了一场不屈不挠之生命搏击，经受了一场理想信仰之生死考量……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一件件壮怀激烈的英雄事迹，为了中国革命事业将生命燃烧在吕梁山上，书写了壮丽青春的英雄史诗。

在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山曾留下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叶剑英、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光辉的战斗足迹，战火纷飞里“运筹帷幄、指点江山”，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吕梁军民浴血奋战，倾力奉献。贺昌、张叔平、刘胡兰等吕梁英雄誉满华夏，千古流芳。一部《吕梁英雄传》谱写了吕梁儿女血与火的战斗史诗，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最好的营养剂，为吕梁在创建新中国革命历程中留下了重要的行动轨迹，为新时代吕梁儿女不忘初心、筑梦前行注入了强大的精神源泉。

红色基因蕴育吕梁精神

红色基因是一种精神特质，但并非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发展的。红色基因涵养初心、重塑信心、凝聚人心。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提出“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之著名哲学命题。习总书记指出，“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道道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提到吕梁精神：2017年6月21日，习总书记视察山西时，在兴县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强调：“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2020年5月11日-12日，习总书记再次视察山西时，强调“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新的高度定位了吕梁精神，把对吕梁精神的认识和弘扬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2022年1月26日-27日，习总书记亲临山西考察调研，对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重大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牢记习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保护红色基因，珍存革命印迹；激活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动力；赓续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

近年来，关于吕梁精神基本内涵曾有多方面的研究和表述，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新一届吕梁市委将吕梁精神基本内涵表述为“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但要真正解读吕梁精神，必先探寻吕梁精神渊源。

对党忠诚。习总书记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积极投身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用智慧与担当、鲜血与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吕梁史诗。贺昌、张叔平、刘胡兰等革命先驱为民族的希望和人民的利益，用生命书写了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绝对忠诚。1928年1月，张叔平在浙江省委工作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尽管敌人施以各种酷刑，即使被折磨的遍体鳞伤，甚至打断双腿，铁钉穿身，永不屈服，张叔平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1岁。1935年2月，贺昌在会昌天门嶂山区归庄村遭国民党军队伏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1947年1月，国民党军突然包围云周西村，刘胡兰与石世辉、张年成等同志被捕。敌人软硬兼施诱使供出其他党员，刘胡兰坚定地表示“怕死不当共产党”，昂首挺胸走向铡刀，英勇就义，年仅15岁。全面抗战时期，以吕梁山为腹地的晋绥根据地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和后勤保障基地，是延安通往各解放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地。因此，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一直是吕梁军民担负的首要和重大军事战略任务。当时，许多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被敌人封锁，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之交通联络十分困难。为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之分割、包围和封锁，沟通党中央与各根据地间的联系，194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的重要指示。随后，相继开辟了晋绥路经吕梁（晋西北）的三条“秘密交通线”。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1945年间，有2000多名党员干部通过这条秘密通道安全抵达延安。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7人，包括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陈赓、程子华等，还有1942年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各地干部和1945年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的各地代表。全面抗战期间，吕梁军民护送过境的部队达5万人次，运送财产、物资达1000余吨。许多吕梁儿女为这条被誉为“钢铁走廊”的地下秘密交通线献出了宝贵生命。贺龙回忆说：“晋西北虽然条件最差，但离党中央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来守延安大门，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无论身处何方，吕梁儿女都以坚定的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诠释着永远跟党走之初心和使命。正是这种义无反顾跟党走的信念决心，激励着吕梁儿女在屡遭挫折和失败的境遇下，仍能克服千难万险，为革命胜利英勇奋斗。

无私奉献。革命战争年代，吕梁环境恶劣，地瘠民贫，吕梁儿女却表现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之家国情怀。1940年1月，以吕梁山为腹地的晋绥根据地十分困难，贺龙派供给部部长范子瑜去大青山地区筹措回不少银元。贺龙得知党中央机关经费极度紧张后，果断决定拿出2/3连夜送往延安。范子瑜说：“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急用呢!”贺龙语重心长地说：“中央有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全局，不能忘记应该首先帮助中央克服困难。”据不完全统计，晋绥根据地支援中央的经费一般要占到边区财政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占到70%，1943年上交中央的经费甚至占到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1946年-1947年，晋绥根据地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吕梁军民一边奋起生产自救、战胜困难，一边紧勒腰带、支援前线，即使捧出家中最后一颗山药蛋充军粮，拿出家里最后一尺布缝军装，也在所不辞。当时，晋绥根据地供给党中央和西北财政76172.93亿元(边币)、粮食2880万公斤，支援西北战场军粮6.07万石、农币290余亿元、银洋10余万元、黄金1600余两及法币30余亿元，吕梁承担了供给中央和西北财经物资的主要任务。中央后委和西北局等机关在临县驻扎期间，临县人民腾出最好的窑洞，为驻军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助。贺龙说：“就全国来说，我们解放区最小，人口最少，晋绥、陕甘宁合起来才400万人口，又最穷，但是负担最重，肩负的责任最大。”习仲勋回忆说：“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要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又一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1945年10 月，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晋绥军区1个团和4000余名军事及地方干部义无反顾地开赴东北，其中有吕梁兴县、岚县、临县、方山等县的数百名干部。1949年初，晋绥军区又抽调7000余名干部分赴陕西、青海、宁夏、四川、云南、湖北、福建等地支援开辟新区工作，为全国的顺利解放作出重要贡献。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吕梁儿女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甘做“革命的螺丝钉”，义无反顾地奉献牺牲，为中国革命星星之火汇聚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敢于斗争。革命战争年代，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吕梁儿女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之豪情壮志，众志成城、勇于担当、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血染的壮歌。八年抗战中，晋绥边区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八路军和民兵伤亡5.2万人，被屠杀的人民11.3万人，伤残8.4万人，其中吕梁地区牺牲伤亡9.8万余人，占晋绥边区伤亡总数的近40%。吕梁人口由40万减少到25万。1938年，孝义县抗日民主政府命名的“抗日模范村”——石像村，全村有108位村民积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和抗日团体，其中23人血洒疆场，为国捐躯，石像村彰显了“户户皆抗属、无人不抗日”的革命精神。1940年，日伪军对晋绥八分区腹地大规模“扫荡”时，文水县抗日政府县长顾永田随工卫旅第22团1部插到敌后，转战交城县边山牵制敌人主力。在日军回窜“扫荡”八专署驻地时，顾永田亲率一个营兵力，在交城山田家沟设伏，原计划放头打尾，但被敌人从沟后山坡包抄。危急关头，因敌众我寡，顾永田身先士卒，大喊一声“同志们快撤，我来掩护”，奋勇抵抗，壮烈牺牲，年仅24岁。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死的选择留给自己，用生命谱写了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壮丽篇章。为纪念顾永田，文水县委、县政府特将浇灌边山旱坡的“永丰渠”改名为“永田渠”。1942年，日军对晋绥根据地开展“扫荡”30余次，根据地面积日渐缩小。同年10月，毛泽东发出“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吕梁军民积极行动，用地雷封锁、断水、摸哨兵、割电线、捉汉奸3108个，成功粉碎了敌人之“蚕食政策”“怀柔政策”“三光政策”及“强化运动”，有力保卫了晋绥解放区。毛泽东在给晋绥军区的电文中要求“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赞扬了晋绥八分区“挤”敌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在挤敌斗争中，涌现出了威震敌胆的崔三娃、段兴玉、韩凤珠等民兵英雄。1943年9月，针对日伪军的频繁“扫荡”，晋绥军区部队在兴县甄家庄地区开展反击作战。在战斗最激烈、紧张的时刻，八路军连指导员陈德新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壮烈牺牲。最终取得战斗胜利，共歼灭日军700余人。为纪念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村公所举行了追悼会，并撰挽联曰：“八路健儿，日寇闻之丧胆；无名英雄，人民永记心中”。全面抗战时期，以吕梁为抗日主战场的晋绥根据地战斗部队和民兵共作战2.8万多次，毙伤日伪军10.7万余人。晋绥军民牺牲12.78万，其中在吕梁地区牺牲的军民近3万人。吕梁儿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钢铁般的意志，用鲜血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马烽、西戎为此创作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以吕梁儿女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为基础，展现了吕梁儿女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真实地了吕梁儿女前赴后继、奋勇牺牲、血战到底的浩然正气。

伟大的斗争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吕梁精神扎根于晋绥大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形成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是吕梁儿女克敌制胜、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吕梁精神同党领导人民在革命进程中所形成的其他伟大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吕梁精神任重道远

珍存红色基因的“昨天”，激活红色基因的“今天”，赓续红色基因的“明天”，目的是为了让红色基因照亮吕梁更加美好的未来。弘扬吕梁精神是培根铸魂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吕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赓续红色基因，弘扬吕梁精神，当下亟需破解的现实课题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开发、利用红色遗址，如何铭记、缅怀、学习革命先烈，如何挖掘、梳理、弘扬吕梁精神，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中挖掘红色资源，在传承中讲好红色故事，在研究中利用红色文化，在弘扬中赓续红色基因。

在保护中挖掘红色资源，通过统筹规划、有效保护和协调行动，将革命遗产“管”起来，实现红色资源的充分保护和发掘，为弘扬吕梁精神打造良好载体。习总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根基、精神之源，党的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必须传承理想信念之火种、红色传统之基因。吕梁革命遗址是红色基因之物化载体，是弘扬吕梁精神之重要场所。只有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有效保护，系统梳理，修缮提升，才能让更多后人走进革命遗址，追寻红色印迹，重温革命历史，继承革命传统，汲取精神力量。2021年11月，省政府核定公布的吕梁贺龙中学旧址、离东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张叔平烈士故居、中央后委机构旧址等37处《山西省第一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明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落细落实保护管理责任，按期设置保护标志，科学划定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珍贵的红色资源，在确保红色文化遗址安全的前提下，加强价值挖掘和传承利用，充分发挥革命遗址在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传承中讲好红色故事，通过建立红色文化学堂、举办红色文化讲座等，讲好文物背后的革命故事，让红色文化“动”起来，提升吕梁精神的影响力。习总书记说：“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吕梁革命遗址底蕴源远、种类多样，承载了吕梁人民太多而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和红色故事。要把红色文化作为弘扬吕梁精神一项重要使命，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讲好“文物故事”“吕梁故事”。在吕梁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贺昌、张叔平、刘胡兰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胸怀崇高理想，为民族独立解放付出了巨大牺牲，为祖国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丰富多彩的红色元素，需要我们开展形式多样的吕梁英烈英模事迹报告会、故事会、演讲赛等，充分利用吕梁日报、吕梁广电、吕梁发布、掌上吕梁等融媒体，让吕梁英烈英模们的信仰之美、使命之重、英雄之气、崇高之志，闪耀吕梁大地，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吕梁成就的珍爱之心、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对砥砺前行的笃定之志，为新时代吕梁追梦人注入了无穷正能量。

在研究中利用红色文化，通过深入挖掘和精心梳理红色文化发生发展之历史脉络与时代价值，让红色文化“火”起来，使之成为推动吕梁崛起之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永葆革命精神，必须实现对革命精神之情感认同、理论认同、实践认同。要进一步加大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力度，深入挖掘吕梁精神之内涵和外延，彰显红色文化之历史地位和重要特征。打造红色遗址传承的发展平台，整合党史部门、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成立吕梁红色文化研究会，组织专门研究队伍，积极构建红色文化研究的协同创新机制和联合攻关格局。不仅要明确研究目标，而且要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细则，不断增强弘扬吕梁精神之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尤其要深入研究吕梁精神之内涵、外延、载体、表现形式、价值和功能，定期举办吕梁红色文化论坛会、学术交流会，助力吕梁红色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同时，要精心规划一批红色文化重点研究项目，既要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又要适时推出一批红色文化系列精品力作，以文育人，以文化人。

在弘扬中赓续红色基因，通过文旅融合，创新文旅融媒，传播红色故事，弘扬吕梁精神，让红色文化“活”起来，展现红色资源之历史记忆和文化魅力。红色资源作为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记录，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条件如何变化，始终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始终是激励吕梁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源泉。通过红色之旅，将遍布吕梁山的革命遗址有机串联起来，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影视作品或实景演出，将红色文化与黄河文化、黄土文化、农耕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或将情景模拟、实物展示、现场体验、社会实践等方式结合，把“看、听、思、悟、行”融为一体，多层次、全方位地引导人们亲身去感受、主动去思考，接受红色文化之感染力和冲击力，构建“寓教于思、寓教于悟、寓教于行”的新型教育模式。